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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omas Kuhn於1962年出版的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（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）一書，可說是影響20世紀中期以降當代思潮的經典著作之一，並廣受讀者的贊同與批評，本書除顛覆科學史學與科學哲學的傳統外，更深刻影響政治學、社會學等一般科學領域。

近代物理學家Newton曾言其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有其成就，如同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「科學知識進化論」觀點，科學乃奠基在前人的腳步，不斷累積進步，然而按照Thomas Kuhn的觀點，科學乃透過「革命」而演進。依循Kuhn論述的脈絡，科學革命歷程可簡約為一套：「舊有典範＼常態科學→異常現象＼危機到來→科學革命＼典範轉移→新式典範＼常態科學→舊有……」週而復始的循環，而非單向線性積累。

進一步而言，「常態科學」（Normal science）係指某科學社群中的科學家，以某個「典範」（Paradigm）為基礎所從事的研究，亦即在典範的指導下開拓知識、進行解謎，並不斷接受「異例」（Anomalies） 的挑戰，換言之，常態科學的性質不在於挑戰既有理論，反倒是捍衛固有觀點；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化廣化、異例日益增加、科學技術日新月異，舊有典範不敷使用 時，便意謂著舊有典範危機的到來，科學革命展開契機，致使新式典範嶄露頭角、躍升主流，新一代年輕有為的科學家遂而「改宗」（Conversion），因此「典範轉移」被視為「科學革命」。

就Kuhn「革命性」觀點的邏輯來看，主因乃在於新、舊典範間「不可共量性」（Incommensurability）的差異，科學革命前後的典範必有不可溝通處，亦即不同典範中看事物的觀點有全面性的更換，Kuhn稱之為「（視覺）格式塔轉換」（Gestalt-switch），簡言之，即是從一個理論的世界轉變到另一個世界，兩個世界存有不同的世界觀，不同世界觀下的科學不能進行是非或優劣之比較。

然而，Kuhn的思維脈絡並非無懈可擊，其最大矛盾之處如同「結構論」（人被典範、結構制約）者之論述。簡言之，倘若在常態科學下，並不會有異例能挑戰成功（亦即典範轉移），甚至不會有異例的存在，其原因在於科學家在其典範制約之下，可以決定什麼是異例、什麼不是異例，甚至可進一步說是忽略、排除、包裝異例成為非異例。如同深信風水命理者，即便算命術士講的東西並未相關，但是信奉者還是會建構出一套合理解釋，進而聲稱命理師鐵口直斷。

其次，Kuhn著作問世後，讚賞聲不斷之餘仍飽受廣大批評，諸如典範概念的含糊不清、典範不可共量等問題，以致Kuhn之後提出「科學基體」（Disciplinary matrix）概念補充「典範」之不足，並認為典範間並非「完全不可共量」，而是「不完全可共量」。撇開科學基體不談，典範間「不完全可共量」其實正意謂著不同典範間仍有共量的空間，倘若典範間有共量的空間，Kuhn正巧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，迫使其論述前後有所矛盾。

平心而論，我不否認Kuhn常態科學科學革命概念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非常具解釋力；然而反觀社會科學，我從不認為有一個「常態科學」存在。換言之，社會科學沒有承平時代，僅有百家爭鳴時期，亦即社會科學並不存在科學革命的問題，而只是「隨波逐流」的現象，而這也正是為何Kuhn著作廣受社會、人文科學探討，反倒自然科學領域讀者較少著墨。

以兩岸關係研究為例，「國家中心」與「社會中心」可被視為兩種不同的典範（甚至僅能稱之為處於「前典範」時期的典範），過往兩岸軍事對峙時期，國家中心典範 當道，而現今兩岸經濟社會交流融合，社會中心反而抬頭，這是因為外部環境轉變致使越來越多研究者採取社會中心論，故此乃大勢所趨而非經由理論推翻或科學革 命導致。相較於天文學、物理學，外在客觀環境事實多數於亙古不變，自古地球乃自轉且繞太陽公轉，受世俗宗教觀影響，因此有托勒密地心說，然隨著科技的進 步，地心說無法進一步解謎，而有哥白尼日心說，並成為新典範的常態科學，影響至今。

有鑑於此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最大的差異，在於社會科學多半乃因外部環境改變而使新典範產生，而非固有典範之缺陷，又如工業化前，社會大眾與科學家們根本不會去注意機器生產與人力資本間的關係。回歸最初論述，我始終認為社會科學中並不存在常態科學、典範轉移或科學革命問題，而是隨著時代的洪流產生不同的研究典範，或許這些新舊典範如同Kuhn所述不含優勝劣敗問題，但我並不認同舊典範定會產生「邊緣化」，抑或其固有論述有所問題，畢竟社會中心的研究方式，未必能解決國家中心之謎，因此我認為社會科學家乃隨波逐流運用這些不同的典範，跟著時代潮流衍生不同研究典範，進而研究新興議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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