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里曼＠部落

《新國富論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》（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: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）為哈佛大學退休教授David Landes的集大成之作，是本宏觀的經濟史著作，書中犀利且時而灑狗血的筆鋒，使內容趣味橫生，甫一出版便榮登暢銷排行榜，並獲廣大迴響，而其歐洲中心的觀點也引起許多爭鳴。整體而言，這本暢談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科普書，仍是值得推薦給對經濟商管或歷史有興趣的讀者。

此外，這本曾被我拿來當嗯嗯時看的大便書，由於結合歷史與比較的書寫方式，宛如拜讀各國文化與經濟發展史，議題橫跨經濟史、比較政經與國際政經，使本書也曾被選為碩士班政治經濟經典導讀的輕鬆開胃書之一，適合作為經濟史、比較政經或國際政經的入門宏觀導覽。

言歸正傳，本書主要問題意識恰如其名，亦即探究國家的富與窮，不過也正因為龐雜的「歷史描繪」，讓書中的核心架構顯得難以琢磨，甚至常見讀者陷入書中前幾章地理決定論的泥沼，另外也不乏有人再三強調市場或其他制度因素。

綜觀全書，Landes實乃主張科學知識與技術革命的有無，導致國家富裕或貧窮，換言之，唯有科學知識的累積，不停的追求創新，讓技術不斷的提升，才有可能透過技術革命、機器發明，進而提高總體生產、創造規模經濟，此方為國家發展走向富裕與貧窮的原因。

然而，倘若再談知識累積與科技技術是國家貧富的根本原因，不過是老生常談，進一步分析，Landes所主張根本原因，其實是推向於各國的「文化」層面，亦即對於科學、發明、知識的價值觀，雖然其則在書中表示文化並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要素，還包括地理、制度、科技等因素交互影響，但其在結論部分又說到，假使貧國無法改變傳統對知識、科技、進步的文化態度，終將難擺脫貧窮的命運，有鑑於此，文化取向可視為Landes所倡導的核心關鍵。

書中也提出不少歷史文化例子相互比較，諸如歐洲為何發展、中國為何沒落、美國為何興起、伊斯蘭世界為何難以發展、日本為何得以後來居上。舉例而言，中國在早期也曾有輝煌的科技發展，然而卻停滯不前、不求進步，創新發明甚至只是達官顯貴的掌上玩物，反觀歐洲則是鼓勵教育識字、熱衷創新發明，不斷提升與進步，讓生產力明顯提高。因此，各國對於科技的態度，決定了工業革命，決定了生產力，決定了自由市場，同時也決定了日後的貧與富。

有趣的是，這套「文化→科技→生產→貧富」邏輯的背後也是問題不斷，好比歐洲對於追求進步的態度，乃出自於宗教（新教倫理）解釋，而中國的侷限則來自政治制度（威權統治）因素，解釋看似有理，實則過於粗糙，難以解釋歐洲新教新起前的黑暗時代，以及中國漢唐盛世的輝煌年代，當然也包括伊斯蘭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興起，後見知明的觀點僅能解釋當代的差異，卻無法詮釋長期的興衰變動，包括東亞新興國家（發展型國家）的後來居上。

本書除了常見「歐洲中心論」與合理化帝國主義侵略等批評外，也包括上述社會科學常見的「文化決定論」批判，更重要的是，其無法解釋漫長歷史洪流中的「偶然」性，倘若不是英美迫使日本大開門戶，日本何以後來居上？誰知道日本會不會如同作者所言，得以自主發展？倘若英國沒有瓦特發明蒸氣機，又何來有率先的工業革命發生？還是說英國歷史上即使沒瓦特，仍舊會有人發明蒸氣機？「歷史偶然」與「無法證偽」，遂為實證主義者最大的批判焦點。

綜觀全球歷史演變，富國當前的財富並非奇蹟，或有歷史偶然因素，但最主要仍來自於知識累積、不斷努力與求新求變的結果，貧與富並非命運天註定，常保求知若渴、勤奮努力耕耘、力求突破創新，方為脫貧致富的途徑，也才是全書傳達的核心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