忽略文化因素的生意人,唯有失敗一途!在歐美作交易不簽契約、在台灣談生意不上酒店、在中國打通關不送紅包,穩死!然而,傳統經濟學家卻往往忽略社會文化的層面,原因在於文化因素無法吻合經濟學家慣用語言,即便數學模型具有80%解釋力,但剩餘20%的文化層面卻是更貼近人類社會生活。以《歷史終結及其最後一人》(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)一戰成名的日裔美籍學者Francis Fukuyama,其1995年出版的暢銷書《信任》Trust),便是從「社會文化」層面探究「經濟發展」的差異

 

綜觀全書脈絡,吾人可將Fukuyama論點簡化成「社會文化→社會資本→經濟發展」的邏輯。換言之,各國不同的社會文化(Social culture)、「社會德行」(Social virtues,如倫理、道德、信仰、價值觀與非正式制度)影響其「社會資本」(Social capital)的儲備,而社會資本的高低決定了企業的規模,進而影響該國的產業結構,以及其在全球分工體系下扮演的角色與其所處位置。至於台灣或南韓這些社會資本低落地區,之所以會有大規模企業產生,Fukuyama指出其原因在於「政府干預」與「外資介入」的影響。

 

進一步而言,社會文化結構類似於《鄉土中國》作者費孝通提出華人社會的「差序格局」與西方社會的「團體格局」。華人社會以家族血緣為核心擴散出去的同心圓,對於外人的信任程度較低,不容易有「自發性社交」(Spontaneous sociability);以基督新教倫理為骨幹的社會,對外信任程度高,較容易在國家與社會間形成「自發性中間團體」(例如社區組織等),為公眾目標而努力。而彼此的相互信任可視為「社會資本」的範疇,亦即群體成員之間共享的非正式的價值觀念、規範,能夠促進他們之間的相互合作。

 

因此,當社會資本越高,越有自發性中介團體的出現及運作,並越能使人或組織往更高效的運作。正因如此,華人社會、義大利、南韓等國,對外信任程度 低,難以有大規模企業組織產生,反倒是美國、日本、德國對外信任程度高,企業規模較大,不同國家社會資本高低的差異,進而影響各國的經濟表現。

 

整體而言,吾人並不否認Fukuyama的觀點很具體描繪各個社會的文化差異,以及現實生活所發生的現象;然而Fukuyama從經濟學家揚棄的20%文化層面進行解釋論述亦非完美無懈可擊,吾人將提出「因果錯置謬誤」與「方法論之困境」進行質疑與批判:


1因果錯置謬誤Fukuyama論述可進一步簡化為「信任程度→經發程度」;然而吾人觀點恰好相反,亦即「經發程度→信任程度」。由於Fukuyama對於「信任」的概念較類似於「社會普遍信任」(Generalized trust),而非「私人關係信任」(Particularistic trust),以致於經發程度越高之地區,其對外信任程度自然會越高;反之在原始社會中,對外信任程度自然相對低,反倒是隨著經發程度,人不得不與他人有更寬廣的人際交往,而社會人際交往互動頻繁後,再搭配正式法規制度的保障,對外信任程度當然會有所提高Fukuyama的後見之明,可謂搞錯了因果的邏輯。

 

2方法論之困境:文化解釋十分貼近真實社會原貌,對於現實生活極具深刻描繪,譬如Fukuyama對於華人社會的論述,便與你我生活周遭的現象十分相似;然而文化解釋向來有「靜態式解釋」與「均衡式論證」的問題,亦即各個社會的文化是被「命定」(給定)的,好比華人就是對自家人信任高、對圈外人信任低,以致於文化解釋僅能解釋不變(靜態)的部分,卻難以解釋變化(動態)之處,例如文化交融的影響與變遷,即便Fukuyama在書中提出「政府干預」與「外資投入」,來解釋南韓或台灣大規模企業與經濟發展的異例,不過這種退而求其次的「剩餘變項」解釋,其解釋又與「文化解釋」背道而馳。

 

綜合而言,本書文字淺顯易懂、充滿生活語言、適合大眾閱讀,但卻又不失對社會、經濟學術性問題的關注,閱讀過後絕不後悔,這也是為何Fukuyama的每本著作總是暢銷書的原因,誠摯推薦給大家閱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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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阿宅
  • 社會是由個人構成,
    每一個人的背信行為,
    都會帶來社會某種程度信任的喪失,無形墊高交易成本,減少經濟活動
    畢竟,你不知道哪個是騙子